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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正逼近高校。

　　刚刚过去的12月1日是第24个“世界艾滋病日”.同时，今年也是艾滋病发现30周年。据统计，截至2011年底，我国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达78万人，感染者和病人数约占全球的1/50.有数据显示，艾滋病疫情已由吸毒等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随着检测面的扩大，学生特别是20-24岁男大学生报告感染者人数显着增加。

　　如何在高校中开展“同伴教育”工作（同伴教育就是利用青少年的趋众倾向，对青少年进行教育的方式），阻击艾滋，成为当务之急。12月14日，在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和《公益时报》联合主办的《项目实施方法与突破》第五期NGO实操高级研修论坛上，来自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西安你我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周安秦、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西安同伴教育员领队顾中亮等人阐述了各自的观念。

　　性教育不该是男生宿舍的秘密

　　《公益时报》：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下简称玛丽斯特普）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周安秦：总部在英国伦敦的一个健康教育和服务的公益组织，在42个国家工作，截止到2010年，在全世界一共有626个服务中心和办公室。2000年入驻北京设立代表处，在中国的愿景就是让青年人了解性，及性带来的积极和消极的后果，促使青年人做出负责任的健康选择，避免疾病和意外怀孕的发生。并于2007年11月28日，在西安市人口计生委的支持和帮助下，组建了西安你我健康服务中心。目前在西安12所高校开展工作，120名同伴教育员开展工作。

　　《公益时报》：今天来的顾中亮，就是这120个人中的一员？

　　顾中亮：对，我的年龄跟艾滋病日一样，今年是第24个艾滋病日，我就是24岁。选择在大学里开展同伴教育，就会接触很多青年学生，他们对于艾滋病的误区还是很多，很多年轻人认为艾滋病还有性方面的传染性疾病，离自己很远，总觉得自己不会得这些病，所以不会去关注这类事情。

　　《公益时报》：中国人是羞于谈性的，这可能也成为目前国人教育上的一个缺失。在同伴教育中，会不会有学生排斥？

　　周安秦：大学生肯定是有知识的。但是知识掌握不平衡，中国的生殖健康、性教育都属于自学状态，掌握的知识可能不全面，或者有偏差，导致似懂非懂。北京大学有一个人口研究所，他们做了一个全国调查发现，在前12个月里，有20.4%的青少年（15-24岁）曾经有多性伴的经历；在首次性行为中，有60%都没有用过任何安全措施。

　　顾中亮：谈论性与生殖健康，包括由此带来的一些性传播疾病，都是非常敏感的话题，关于性与生殖健康启蒙知识我们都是自学的。这些知识，我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很不愿意去谈，觉得这个东西你谈论了，你这个人是不是人品有问题。但是在私下，最起码男生在宿舍里会谈很多这个话题。

　　《公益时报》：男生宿舍的秘密。

　　顾中亮：是。从我的角度观察，有些时候互相之间的谈论会促进正确行为的发生，但是也有不正确的行为，他跟我学，他也不对，所以这个很麻烦。怎样解决这种尴尬的场合，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解决：首先从宏观方面，特别希望我们的教育决策者或领导者，能够制定一套很完整、很科学、很成熟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体系，帮助青年人度过这么一个阶段。第二点，我们现在所从事的、在全国很多地方倡导的同伴教育，它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方案，能够把年轻人围到一块，然后慢慢循序渐进，循循善诱，通过一些游戏，通过一些简单的小技巧，把年轻人带入到讨论这个话题，让他们不再尴尬，不再敏感，慢慢地让他们在这个很宽松、互相尊重的环境下掌握知识。我觉得这个方案很好，所以我愿意做这方面的事情。

　　周安秦：大家都觉得HIV跟我们没关系，你再说也觉得那个病离我很远。现在见到一些感染者来了以后就说，老听说这个病，没想到今天就落到我头上。我们发现，这种案例里年轻学生非常多。截至2011年12月1日，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我们一共抽取了血样1228份，留有身份证信息的是78个人，小于25岁HIV感染的，占了41%,90后HIV的感染率，比例里占17%.

　　同伴教育员是启发者

　　《公益时报》：说了这么多，什么是同伴教育，应该怎么样来组建一个同伴教育的团队？

　　顾中亮：同伴教育顾名思义，就是我们作为同伴，在一起互相讨论或学习某方面的知识。什么是同伴？我们认为具有相似的社会背景、教育背景，还有相似年龄的这群人在一块，就是同伴。我跟我的同学在一块，我们就是同伴。可能有时同样是高校的学生，不是同学，但是我们都是上大一的学生，都是读大二的，这群人具有相似的背景，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去讨论时，并且因为这个话题有一些知识的收获，比如有一个人抛出来一个话题，到底应该怎么避孕。同伴A说，我觉得应该用安全套。同伴B说，什么是安全套，我还没听说过安全套，我觉得可以用避孕药，就是一群同伴在一起讨论一个话题，后来发现大家的知识都有共同增长，这就达到了同伴教育的效果。

　　《公益时报》：如果你是大学生，而我只是一个饭店里的打工妹，虽然我们可能年龄都是比较相等，20多岁，你来自城市，我来自农村，但是我和你能算是同伴吗？

　　顾中亮：我们的差别其实就是，我上了大学，你没有上，大家不要忘记，我们都是经历过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我们在高中都没有接受过性与生殖健康教育。这个时候如果我是一个同伴教育者，我的身份其实更不一样，更多时候我是那个抛出话题的人，就是一个引导者，我可能引导他们饭店里这么多打工的人，你们觉得避孕的方式有哪些？然后他们之间互相去讨论，适当的时候我再把我所掌握的正确方法跟他们讲出来，他们觉得恍然大悟，会记得更清楚。同伴教育者，更多的时候他作为一个引导者，作为启发者。

　　同伴教育吸引800校医来听课

　　《公益时报》：目前都有哪些合作伙伴？

　　周安秦：刚开始组建时，我们和西安市人口计生委合作，他们给我们联系一些地方，去做培训。目前的状态，是别人了解我们，自愿来找我们，而且特别忙。前一阵，西安市疾控中心专门让我们去给各个高校、职业学校的校医院的医生做培训，校医就认识我们了，然后我们再给学校里面做培训，也通过学校的校医，去增加我们同伴教育的宣传力度。

　　《公益时报》：校医是个有利的“前沿阵地”,跟校医这边沟通起来有什么问题吗？

　　周安秦：他们更着重生殖健康避孕和艾滋病话题。往年时，他们觉得避孕是一种需求，但是艾滋病不是，总觉得艾滋病离得很远。后来到疾控中心去开会后，疾控中心通报了一个信息，现在在西安所在的高校几乎每个学校都有感染者，校医都很震撼，我们的学校怎么还有感染者。后来就特别重视，今年各个学校的校医都给我们打了电话，人数最多的一场培训是800人，通过校方来申请场地，特别重视地来做这件事情。

　　《公益时报》：如果一个学校里有一个学生最后检测确诊了，他的生活现在会发生一些改变吗？

　　周安秦：一般来说，我们按照国家的准则，只通知到本人，学校无权利知道。现在面对感染者，社会压力很大，所以有一些学生就会问我，我要不要告诉我的父母？我们也告诉他们，你不要告诉父母，因为我们在这方面遇到的问题比较多。我曾经见过一个母亲，到我们中心第一个问题是查得准吗？我们说这是疾控中心的确认。然后她就说，那我回去把他杀了，根本就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跟孩子们说，不告诉老师，不告诉校医，只是自己知道。

　　《公益时报》：针对这个母亲这样的怨恨，这样的不理解，要怎么做？

　　周安秦：我们得坐下来跟这个母亲沟通，就是说你儿子虽然感染这个病毒，只是病毒携带者，如果定期去查CD4如果是正常的，跟健康人没有任何区别，你不要觉得他就怎么了。也不是你想象中的，他感染了就一定马上会死去。

　　顾中亮：其实我身边接触到的更多的感染者，他们从高校毕业之后，会去成立感染者关怀组织，一群感染者在一起，社会给不了感染者关爱，我们自己去成立这个组织。所以我跟他们接触，觉得他们很不容易。他们相当于在自救。我们作为志愿者，因为他们的人力毕竟有限，作为志愿者我们定期给他们去帮忙，他们做一些活动，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交流和帮忙，对他们的工作有一些促进。同时我觉得可能社会越来越进步地去改善一些策略，就是我们不再把艾滋病感染者拒之于很多工作之外，我们会接纳更多的感染者投入到更普通的工作当中，其实没有什么，感染艾滋病，现在只要定期去吃抗病毒药物的话，它的病毒还是控制得很低的，所以跟平常人没有什么区别，只要按时吃药就可以了。这个误区应该向大众去纠正，也应该向政府的管理者、领导者去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