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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春华哭过一次。那次，同事要去新岗位，大家一块吃告别饭，吃着吃着，同事就流泪了：“我终于解脱了!”

　　周春华在这一天知道，为什么这个同事和他一起工作的3年多里，脸上总是那么忧郁，“我老婆是有洁癖的人，疑心病很重，我和她3年多都没有过性生活……”

　　周春华，浙江省十里丰监狱艾滋病监区副监区长，获浙江省第三届司法行政系统十大最具影响力人物称号。

　　他明白这种坚忍––这种坚忍，在他和同事身上，谁没经历过呢?

　　一个每天和艾滋病加罪犯打交道的民警，他的内心需要强大到什么程度才足以支撑自己?那些艾滋病罪犯又是怎么生活的?

　　近日，快报记者走进浙江关押男性艾滋病罪犯的监区，刑期从1年到死缓。

　　第一批艾滋病罪犯：一个小偷团伙

　　“十里丰”就在龙游县城以外15公里，原来叫“十里荒”，新中国成立后才改的名。

　　如今，昔日的荒山成了热闹的集镇，马路上店铺林立，人来人往，不远处高耸的铁丝网内，却是另一番人生。铁丝网内外人生，就这样共存着。

　　铁丝网内，有一幢三层楼，这里就是浙江关押男性艾滋病罪犯的地方––艾滋病加罪犯的双重身份，使得这幢小楼越发显得神秘和特别。

　　2003年11月，杭州警方抓获一批艾滋病小偷，对这些小偷的关押问题，杭州警方专门设立了集中羁押点，这一做法在全国引起轰动。

　　紧接着，这些小偷被审判后，何去何从，浙江省政法委决定在浙江省设立集中管理艾滋病罪犯关押点。

　　2004年8月，周春华来报到后，再也没离开过。

　　周春华学医，知道艾滋病并不容易传染。周春华在很多场合，谈到当初自己是预感到这个任务可能会落在自己身上，“如果领导选我去，我能说不吗?”“总要有人去做”，挣扎了几个晚上，他报了名。

　　去接第一批入监犯人前，周春华特地去见了见他们。当时他们被送到监狱中心医院做治疗。

　　“你可得当心点”，听看管民警介绍，他们把浸过身上的血的棉签丢在通道上，还威胁民警说自己坐满牢后就要报复民警全家……

　　周春华说自己进屋前，已选好了退路––门就在自己身后不到三步，他可以站在偏门口的位置，一有威胁，他可以立即撤退……

　　他面对的是艾滋病小偷团伙的一个头儿。

　　对方跷着二郎腿，无论问他什么，他都沉默，给了周春华一个下马威。

　　“艾滋病一定会死人吗?难道你减一天的刑期都不想吗?”周春华现在还记得那双眼神––疑惑，无奈和逃避，过了一会，对方说：“不”。

　　周春华后来说，就是那次谈话，让他突然觉得自己即将面对的人，内心并不像表面那么暴戾，那只是脆弱的表皮。

　　走出玻璃墙

　　如今的三层小楼，是2009年新建的。原来的关押点是两幢平房，就在三层小楼后面，设施简陋。

　　和周春华一起被抽中的14个狱警要管理第一批艾滋病犯人，也就是杭州警方抓获的13个艾滋病小偷。

　　周春华第一天去上班，老婆抱着3岁的儿子一直送到家门口，“就像生离死别”，晚上老婆告诉周春华，自己一整天心神不定，不是左眼皮跳就是右眼皮跳。

　　刚开始，面对这第一批特殊犯人，每个民警都心神不宁，包括周春华自己。

　　这一年，周春华到了三十而立的年纪，他的选择不仅需要他有重新开始的勇气，还需要更多。

　　谈话室专门设了一道玻璃墙，防护栏，民警出入防护栏要加双层手套，和犯人谈话，隔着厚厚的玻璃墙，有的民警还捂着嘴，“有多远躲多远”，怕沾染半点病毒。

　　穿着防护服，隔着玻璃墙，安全是安全，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这么被隔远了，玻璃墙挖了几个孔，传音效果不好，听的人累，说的人累，“隔着墙，穿着防护服，怎么走进他们心里?”

　　周春华是第一个走出玻璃墙，和犯人面对面促膝交谈的，“哪怕有被感染的危险也得贴近他们”。

　　这不表示，他的内心没有挣扎。那一年，衢州发现艾滋病患者还只是个位数，大家对艾滋病都不了解，大家害怕到似乎一谈论它，就会被感染了似的。

　　那时，正值夏天。谈话室里，蚊子在犯人和民警裸露的手臂上来回穿梭，“啪嗒”，手臂上一摊血;面对面，难免会有犯人的唾沫飞溅到周春华的脸上，虽然知道蚊子是不会传播的，心里还是“像吃苹果咬到虫子一样”的难受，但他从不当面擦拭，他努力让自己的表情看起来自然。

　　他想给他们营造一种气氛：这里没有歧视。

　　他近乎以一种堂吉珂德式的信念支撑着：他们总有一天会被我们感动。

　　他关心到每个细节。

　　看到犯人吃得少了，就问问他们怎么吃少了，是不是胃口不好;下雨了，提醒他们及时收衣服，犯人收衣服，衣服掉在地上，他帮着捡起来……

　　那个给他下马威的头儿，他的脚很大，要穿46码的鞋子，市场上很难买，周春华特地去了趟义乌，到市场买了几双布鞋和球鞋，他接过鞋子的时候，愣住了……

　　“人心都是肉长的”，周春华相信。

　　一个难忘的犯人

　　渐渐地，周春华克服了自己内心的恐惧，他对艾滋病也更了解了，他和他们走得近了，这种零距离的观察，让他读到了他们的内心。

　　老徐，是这些年来，周春华一直难忘的一个犯人。

　　艾滋病监区的犯人，有两种，一种从看守所转入监狱时就被检查出患艾滋病，另一种，因偏远贫困地区看守所没条件对嫌疑犯进行艾滋病毒检测，罪犯到监狱后才被检测出来的。

　　对后一种来说，突然的告知，就像宣判自己死刑，特别是那些刑期长的犯人，他们内心明白，这意味着，他的刑期比命还长。

　　他们从一听到“噩耗”开始，就想着自杀。

　　老徐刚进来时，就写好了遗书，这是后来他告诉周春华的。

　　老徐因为故意伤人被判无期徒刑。进来后，周春华发现他有点不对劲。

　　大家一起活动时，老徐喜欢一个人呆着，表情呆滞。

　　可老徐每天的心情日记上写着“晴天”。为了每天能及时掌握犯人的情绪变化，监狱特地在每个监舍门口挂了一块“心情晴雨表”，分别用头像表情标明“晴天”、“阴天”、“下雨”三种情绪。每天起来，每个犯人就移动图标，随时告知警官自己的情绪变化。

　　每天挂“晴天”的老徐脸上的表情，周春华并不陌生，他知道，那种想自杀的犯人，总是眼神到处飘，出神，不集中，经常叹气。

　　他找老徐谈话，果然老徐为自杀准备好些日子了。

　　老徐原来做生意，有点积蓄，朋友跟他借钱后就杳无音信了。他跟对方要钱，两人一拍两散，他拔出刀捅伤了对方，后来老徐逃到缅甸直到被抓。老徐逃亡后，妻离子散，家里只有一个80多岁的老妈妈。

　　“说不定等上几年，治疗疾病的药就出现了，你难道不想试试看?”周春华说，每个人都有求生的欲望，他需要做那根火柴点燃它。

　　2007年，老徐身体每况愈下，开始出现艾滋病并发症状，腿脚不便，被送到监狱中心医院抢救。

　　2007年12月9日一早，周春华接到青春医院打来的电话，说老徐病危，上抢救措施也不行了，他想见周春华一面。

　　“我很感动，他把我当亲人”，周春华看到老徐，呆了呆，虽然他知道艾滋病晚期，病人身体各种器官能都会出现衰竭，但这是他第一次如此真真切切地面对一个即将逝去的生命。

　　病床上的老徐已形如枯槁，苍白，奄奄一息。

　　“老徐，你怎么样?”听到熟悉声音，老徐睁开眼，凹陷的眼眶射出光，一把攫住了站在床前的周春华，他一把抓住他的手。

　　周春华没有戴手套––事实上，他完全可以戴，但周春华说他于心不忍。“面对的是一个快死的病人，他对人世已经饱经冷暖”，周春华说起那一幕，眼睛红了，他说，如果在他最后的时刻，还不能体会到人间的一点温暖，他会以怎样的苍凉离开这个世界?

　　那晚，老徐走了。

　　“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尊重的，也许，我们不能延长他们生命的长度，但通过我们的工作可以拓展他们生命的宽度，让他们有活下去的勇气，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