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河南艾滋病十年

 记者喻尘

《南方都市报》2005年12月16日

 （编者注：此文多次出现“性乱”一词，在艾滋病报道中应当避免使用带有评判性或指责色彩的语言，恰当的用语是“具有多个性伴或多性伴行为”。HCV:丙型肝炎病毒；HBV:乙型肝炎病毒）

1995年12月，在血站工作的河南医生王淑平上报了第一份有关农村献血员中感染艾滋病的报告，却使自己在以后的工作中受尽挤压。2000年春节的前一天，河南艾滋病情第一次公开报道。2001年8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第一次公开河南艾滋病疫情。然而，就在疫情公开前后，王淑平和第一位报道此事的记者均在压力下离开河南。

河南省商水县西赵桥村与上蔡县文楼村地理上的距离是30多公里，西赵桥是河南省第一个被发现的艾滋病疫区。在一个医生发现西赵桥艾滋病疫情之后的第四年，文楼艾滋病疫情浮出水面，文楼有幸成为第一个被公开报道的河南艾滋病疫区。文楼之后，西赵桥却被隐没了。1995年12月16日，第一份有关河南农村献血员中感染艾滋病的报告上报。

“你认识赵六吗？你们村里有一户兄弟七人的人家吗？”这个问题穿过了西赵桥村中央的东西大街，“不认识，不知道。你再往前走走问吧。”在田里挑粗粪的老汉，端着饭碗站在院门口的女人，商店里摆弄酱油醋的小老板，漠然地给出了同样的回答。一个抽着烟打着饱嗝的男人的回答欲言又止：“有，你找他干什么？哦，我不知道他家在哪儿。”

这个问题被12月的寒风吹到了村子的西头，眼看就要离开村子没有答案了。“赵六是我叔，我爸是赵四。我爸死了。”一个孩子急匆匆往家赶，“六叔出了远门打工去了，家里没有了人。”孩子的家在一条胡同深处，破旧的院门遮掩着更破旧的几间房屋，院子里没有人，一条黑狗喘着气，围着狂吠。“妈出去打牌了，我还有一个姐。”赵六家的院落斜对着孩子的家，围墙歪斜着，院门上挂了一把生锈的锁。一个40来岁的男人走了过来，孩子冲着那男人说：“有人找我六叔。”

这个男人叫赵五，孩子的五叔。“有事吗？他爸死了，他六叔也死了。我家就是兄弟七人。”赵五不加掩饰地说，“都是死于艾滋病，2002年、2003年死的，村子里那几年因为艾滋病死的人多了，好几十个。你别问孩子，他啥都不知道。”他解释说，出了远门是孩子不好意思直说，就是人死了的意思，“外出打工，可不是嘛，在南边地里守庄稼呢。”村上的死者大都葬在村南的田里，化成泥土也要守护着曾经伺弄过的稼禾。

成为河南省的“艾滋病防治示范区”后，2003年，河南省委组织部的干部进驻到西赵桥，对这个正经历灾难的村庄进行帮扶。

河南省商水县汤庄镇西赵桥村位于县城西两公里，从县城向西，一条新修不久的乡村公路有些弯曲地通到了村庄，“艾滋病示范区”等字样的标语闪现在临公路的房子屋墙上。商水县属于河南省周口市（原周口地区）管辖，隔着一条高速公路，归属于周口市区的川汇区隔路相望。

周口市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原周口地区卫生防疫站，简称周口CDC）在川汇区人民路上，“国家一级疾病控制中心”的巨大标牌树立在这个中心大楼的顶端，对面是三级甲等医院周口市人民医院（原周口地区人民医院）。“你认识王淑平吗？”在周口CDC的二楼一间办公室里，一位年轻的女性工作人员面对这个问题一脸茫然，她说是新来这里工作的，要打听多年前的人事，可能她的领导知道。

一位姓邓的主任在四楼的办公室，“10年前，这里有一个叫王淑平的人吗？”显然，邓并不比她的下属知道得更多一些，她赶紧找相邻的几个办公室询问，但还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刚到这个单位没多久，对过去的事情不很了解。”她无奈地笑了笑，表示爱莫能助。

王淑平是原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的负责人，后来，检验中心合并到周口地区卫生防疫站，变成了周口慢性病防治中心。如今，王淑平已是现周口市疾病控制中心的陌生人，物是人非，光阴在抹平着过去。2005年12月初的一天凌晨，王淑平从大洋彼岸的美国突然打来了电话，被阴霾了多年的历史掀开了一角真相。

“1994年1月的一天，我把王淑平等医生带到了西赵桥村。”12月9日下午，赵五在村民赵吉利家的正房里，想起了10年前，几位从地区和北京来的医生第一次抽取了他们兄弟几人和许多乡邻的血样。

1994，隐忧初现

在组建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之前，王淑平为周口地区的一家血站卫生局工作，血站在那时是河南省各地市的另类的工厂。“太康县建了全地区最早的一个，后来全区各县陆续都建了，共有15个血站。”王淑平回忆了这种另类工厂盛时的情景，她说的15个是“国有的”，即卫生机构开办的，“民营的、私有的”（即地下的、非法的）另类工厂更是遍布了城乡，无一计数。上世纪90年代初前后，河南农民身体内的血液成了那些“工厂”廉价的生产原料。

在血站工作的王，其实是一个做流行病学研究的医生，她在和血液接触的过程中发现了问题。“1989年，一份报纸刊登了南方一个城市的血站，在献血员中发现了大量丙肝感染者（HCV），这让我有了警觉。”不久之后，王淑平在周口的血站献血员中检测出了肝炎病毒，“1992年，我们已经发现丙肝开始流行。”她通过对献血员的多次检测发现，肝炎的发病率奇高。“很多献血员转氨酶升高，一看就知道那是丙肝阳性。”1993年底，王淑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卫生部医政司，希望高层能够对这一情况给予关注。

献血员来自周口地区的乡村，较近的商水县西赵桥村便是献血员集中的村庄。“那些年，大家都到处跑着卖血，挣钱快啊。”赵金山是赵五的三哥，也是赵家7兄弟中的老三，他那时是村民小组长，“全村的成年男女大都成了卖血的，周边的村子也一样。”西赵桥村1000余人口，几乎每户人家都有在外卖血的。

1995年3月，王淑平参加一个卫生部门的会议时，听说太康县检测出一个献血员为HIV阳性（艾滋病毒携带者），这个献血员曾在昆明的血站有过卖血经历，并有不洁性行为。HCV和HIV有着相同的传播途径，即通过血液传播，王建议血站要对献血员进行HIV检测，“但事实上后来并没有那样做，这样，成本就会加高。”王淑平把这个建议汇报给了省卫生厅，她认为所有的血站都应该停止采血，这个警告在当时的卫生部门被搁置了。

“你只要伸出胳膊，没有人做什么检测。”47岁的赵吉利也是献血员大军中的一员，如今，他成了西赵桥村艾滋病人对外联络寻求帮助的牵头者。这些年，他多次跑到北京、郑州等大城市，与国内外的慈善、医学研究机构联络，希望获得药品延续村中众多艾滋病人的生命，这些病人，是他当年的“血友”，他的妻子是其中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