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正在开展一项中英项目：建立昆明市高危女性活动中心，开展同伴教育、推广安全套、促进性工作者的自愿检测。这一切工作，都需要从接触大量的性工作者开始。
　　将大量的发廊性工作者定为目标，是因为这一人群安全套的使用率很低。但这又是一个难于沟通的群体。王岑冬和同事们的多次经历，证明了这一点。
　　就在找发廊小姐失败的这天下午，记者约见一位夜总会的性工作者小梅。小梅哈哈一笑说：“你们肯定要失败。人家以为你们是公安，或是记者，怎么会理你们？”
　　记者问：“可她们不是要接客人的吗？为什么见两位男士来了却不热情。”
　　小梅上下打量一下记者说：“一看你这样子就不是嫖客。小姐看人可准了。再说，她们都听老板的，你们应该先找发廊的老板。”
　　但找老板，恰恰触到了崔明他们的痛处：“我们只是卫生部门的一个小小科室，谁会理我们呢？我们对他们又没有什么约束力。”
　　像云南保山那样，将公安人员抽调进项目办，政府各部门全力配合，对昆明来说，是一个热切而遥远的梦。虽然召开协调会时，公安、工商、文化等部门领导表示全力支持，但没有一个将之实际化的运作机制，这一切承诺只能停留在纸上。
点评：
亮点：挖掘政府、卫生工作者及社会容易忽略和遗漏的事实。
　　我们希望媒体记者能多挖掘、披露一些容易被人们忽略和遗漏，但对艾滋病防治工作有影响的事实，能对政府、卫生工作者和整个社会有启示的事实。能提醒和促进政府采取相应措施和一些新政策的出台。进一步推动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顺利开展。通过短短的一段文字，把艾滋病防治项目在开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缺乏多部门的合作和配合，摆在了人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