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东莞市某工厂的外来务工青年。张村城摄

　　2007年5月中旬，广东省青少年研究中心完成了在广州、深圳、汕头、中山、佛山、东莞的制造、服装、五金、玩具、电子、食品等企业中，对外来就业青年业余生活状况的调查。调查显示：2006年末，广东的常住人口为9304万人，外来人口超过2600万。外来人口中18–40周岁的外来就业青年占70％–80％左 右，数量在2000万左右。

　　外来就业青年中，“80后”（18–28周岁）所占比例接近80％，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已经达到23．2％。

　　“要的是开心”——更加关注自我

　　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为子女勤俭克己，第二代农民工有的却很少寄钱回家。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为了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而外出打工，因此，他们更加关注自我感受，更希望被尊重被认可。

　　蒋石山，53岁，福建泉州人，1977年为了养家糊口来东莞“干活儿”。时隔30年，3个儿女长大成人，老蒋又来到东莞：给厂里打扫卫生，每月600多块，包吃住。“主要是为了陪在东莞打工的二女儿，攒些钱帮子女把婚姻大事办了。”在创域塑胶电子厂门口，这位老实木讷的“老外来工”告诉记者。

　　老蒋的二女儿蒋艳凤，“五一”节刚旅游回来，听见爸爸这么说，立即痛快地表示，要找个城里人当老公，“以后孩子读书好办”。她的理想是进事业单位，像城里人一样有份稳定的工作，受人尊敬。

　　今年初，广东省针对第二代农民工开展了专项调研。结果显示，珠三角地区的第二代农民工在选择工作时，非常关注“对人的尊重”，看重“有人情味、家的感觉”，希望被他人尊重和被社会认可。

　　记者在东莞横沥镇与联志玩具厂的5位工人座谈时，注意到他们普遍对工厂的环境和打工时是否开心比较在意。“关键要开开心心每一天！”20岁的练冬燕用广东兴宁话告诉记者。

　　年轻一代外来工，业余生活比老一代要丰富多彩，文化广场的卡拉ＯＫ、图书室、娱乐室都是他们业余时间的去处。许多农民工有过去酒吧和小歌厅唱歌的体验，在大排档喝啤酒是他们老乡之间经常的聚会。他们中的许多人还会跳交谊舞。练冬燕则告诉记者，她喜欢“蹦迪”。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代农民工也受到了一些不良风气和固有陋习的影响，出现了“娇子农民工”、“月光族”等现象。练冬燕就说，她的工资只够自己花。调查显示，有68．5％的人收入主要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资很少寄回家，70％的人拥有手机或小灵通。

　　“像城里人一样”——更加认同城市

　　对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来说，到城市务工只是阶段性的，一旦赚了票子、建了房子、娶了妻子，就又回到农村当农民。第二代农民工显然没这么恋乡，对城市也没这么“生分”与“客气”，融入城市的愿望更强烈。

　　周柳章，47岁，江西吉安人。5年前，他带着妻子来到石排镇，给一儿一女当“陪工”。

　　“外面的世界太花，担心孩子学坏，孩子来东莞几个月后，我们就跟来了。”周柳章告诉记者，他在康年制帽厂做机修工，一个月花销500多元，包括 了房租、抽烟和手机费，这跟儿子一个月零花钱差不多。老周最大的愿望就是早点抱上孙子：“他只要一成家，我和他妈马上就回老家去。”

　　老周的儿子周敢，23岁，发型时尚，颈挂饰坠。他的零花钱，主要用在抽烟、手机费和朋友交往。对于父亲的愿望，他不以为然，他更希望今后有机会自己搞个小厂，在城里安顿下来。

　　“像东莞人一样！”记者采访中发现，这是许多第二代农民工的口头禅。再追问下去，理想很清晰：有城市户口，有房子，有养老金，孩子能进城里的学校读书，这些成为“城市化”的外在标志。

　　傅晓军，湖南邵阳人，来石排镇打工8年了。去年，夫妻俩拿出积蓄，在石排买了套二房一厅的房子。傅晓军说：“有了房子，就有归属感了！”同事也打趣道：有了房子，才敢要孩子。

　　张群莲，广东茂名人，她每月1500元工资，会存1000元，主要为儿子将来进城读书做准备。

　　调查显示，尽管目前城市的管理、服务与青年农民工的实际需要相差甚远，但超过一半的第二代农民工愿在城市留下来，27．4％希望一直留在城市参 与城市建设和分享城市发展成果。东莞市委宣传部的胡毅中认为，这说明第二代农民工内心对城市的认同感和渴望融入，他们希望参与城市种种公共活动，体现自己的价值。

　　东莞市石排镇劳动和社会保障分局的曾庆堂认为，第二代农民工的生活已逐渐城市化。“由于资讯发达，他们和城市孩子在相同的文化中长大，不管是外 在的穿着、谈吐，还是内在的价值观、思维方式，都与城里孩子渐趋一致。他们到城市打工时，并未产生明显的陌生感，而是认同感‘增加’。”

　　“衣领从蓝变白——加速自我提升

　　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长期关注农民工问题。在他看来，第一代农民工进行的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迁移流动”，主要目的是赚 钱；第二代农民工所进行的，则是一种“社会流动”，追求的是身份、地位和文化上的提升，而学习并拥有技能就成了向上流动的“敲门砖”。

　　杨晓明，23岁，湖北黄石人。衬衫整洁干净，头发一丝不乱。现在，他是一家网络公司的正式职员，标准的“白领”。

　　“刚来东莞时，根本就不敢穿白衣服。”小杨说。那时，他在一家摩托车维修公司打工，从打扫卫生、递东西打下手的学徒干起，到慢慢能自己干点修理活，整天都是满手油污。

　　修车期间，他不停地自学计算机知识。为此还买了一台电脑，报了一个网页制作学习班。“禁摩”后，他顺势转了行，“领子终于由‘蓝’变‘白’了”。

　　第二代农民工学历普遍是初中和高中。以东莞田边智权玩具厂为例，厂里工人学历是初中、高中和中专各占1／3。以前是小学学历占大多数，初中生都很少。

　　共青团广东省委的一次大型调研显示：有32％的第二代农民工来广东是为了学技术；而据建设部的统计，去年我国共完成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106万人。

　　记者采访中发现，年轻一代农民工许多都会用电脑上网聊天，有自己的ＱＱ号。在东莞石排攀氏企业工作了6年的康文红，每个星期都有2个晚上学习电脑。这位来自江西赣州的小伙子最大的愿望是买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

　　长安镇图书馆每天接待4000多人，周末有6000人进馆借书、看书，其中大部分是外来工，从这个数字可以感受到外来工强烈的求知欲。馆内培训班一年四季不断，许多外来工利用休息时间学习外语、会计、电脑等课程。其中许多人由于努力而成为工厂流水线的管理者和公司的中层“白领”，他们不满足于永 远在流水线上干。

　　“不再忍气吞声”——维权意识更强

　　第一代农民工在权利被侵害后，要么忍气吞声，束手无策，要么以跳楼、上塔吊等极端方式抗争。与之相比，第二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显著增强，许多人初步具有现代法律意识，懂得理性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更会以协商的方式处理问题，出现问题懂得“私下谈”，一般不会“僵持”。

　　姚的华，江西人，3年前来东莞，在3个镇的磁铁厂、手袋厂、玩具厂干过。“主要就是看厂里的合同规不规范、有没有社保。”姚的华这样解释自己的频繁跳槽。

　　“先是通过劳动局进行协商和调解，50％是这种方式解决。调解不成才会申请劳动管理部门仲裁，最后的选择才是去法院维权。”姚的华这样总结第二代农民工的维权，“几乎没有人会忍气吞声。”

　　记者了解到，截至2006年底，东莞市各社保险种累计参保1070多万人次，其中75％左右是外来农民工。买保险已成为新一代农民工比较自觉的 意识。记者采访的横沥、石排两镇田边智权玩具等5家工厂的18个农民工全部都买了保险。30岁的张群莲则以自己去年因宫外孕手术，通过医保报销了4000 多元钱的亲身经历，说明农民工参加社保医保的好处。

　　“以前的工人好管理。”东莞田港五金厂人事主管党涛感慨地说，“现在的工人会说理、自我保护意识强。但也更讲道理，只要道理说清楚，不会提无理要求，从这点来看又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