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发现，接受不完全病毒抑制治疗的HIV感染患者由于病毒的变迁，会限制他们今后的用药方案。亚特兰大大学的Hiroyu Hatano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对病人进行了SCOPE对列研究，以明确HIV感染患者与疾病转归相关的免疫学和病毒学特征。病人样本是从亚特兰大第一医院和亚特兰大医学中心的HIV感染患者中抽取的。共有106名患者符合测试的标准。每个病人都已经接受过稳定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疗程为4个月或更久，病人HIV RNA 载量大于500拷贝/ml，而且都存在有1个或多个耐药性的变异株。

　　Hatano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在病人进行稳定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过程中（虽然这些治疗不能完全抑制病毒）对病毒表型和基因型耐药进行了测试。病毒表型耐药性检测是通过对一个病人的病毒毒株样本进行检测。如果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存在的情况下，病毒仍能以比野生毒株更高的速度增长，那么就被认为是耐药毒株。另一方面，病毒的基因型耐药检测是寻找已知变异株的耐药基因密码。

　　这是第一次在多样的，预先决定的治疗方案中，以表型和基因型耐药两方面检测结果为依据来评价转变治疗的危险性的研究。许多美国食品药品管理部门获准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被这项研究所涉及，包括：齐多夫定、拉米夫定、地丹诺辛、abacavir、替诺福韦、efavirenz、印地那韦、那非那韦、沙奎那韦、利托那韦、安泼那韦及lopinavir。

　　研究发现，大约23%的病人在一年以后，至少产生一个新的核苷类似物的突变株，在给予蛋白酶抑制剂的病人中，大约18%的病人产生一个新的蛋白酶抑制剂的突变株。一年以后新产生任何一个突变株的危险率为44%。而且，大约三分之一的病人在一年以后会丧失对一种药物的表型易感性（P="0.01），新出现的突变株大约有32%的可能性无法用测序法检测出来。而且，与主要的耐药性突变无关的密码子比那些与耐药性突变相关的密码子变异的速度要快。

　　在试验开始时，具有较少数量变异株的病人，更容易产生新的核苷类似物变异株。Hatano博士称这种现象为“上限效应”，也就是说，病毒会持续的发生变异，直到总的变异株到达一定数量。一开始具有较少变异株的病人会产生更多数量的变异株，直到达到它的上限。Hatano博士提出，由于病毒复制所必需的关键蛋白的改变，使许多耐药性毒株的适应力或复制能力降低。实际上，多种耐药性毒株的积累常常会降低病毒的适应力，并会抑制病毒的复制能力，更进一步地抑制HIV毒株发生变异。在这一点上，病毒发生耐药性变异对自身没有长期的好处，就是因为变异会降低病毒的适应力。

　　因为发生变异和将来失去对药物的选择的危险率还是很高，所以，临床医生在转变不完全病毒抑制治疗的方案时应予个体化的考虑。来自伦敦St.Mary医院的Caroline Foster,MD指出，当你没有任何其它治疗可以去选择时，只能等待新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方法问世的时候，就会发生很多困难。对每一个病人都需要做利弊分析，包括他们的用药史，突变株以及个人的选择。完全的病毒抑制治疗通常是不可能实现的，尤其是对曾接受过治疗的病人。由于这个限制，一些专家建议，在至少保留两种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活性的基础上，可增加优化的治疗方案。

　　Hatano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建议，由于新的治疗方法的不断出现，治疗曾用过药的病人，是一个需要不断努力的目标。临床医生应该制定出预后的方案，能够继续对先前稳定的治疗进行利弊分析。但是，这个方案需要随着新药的不断出现而改变。 

　　（原载：Clin Infect Dis 2006;43:1329-1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