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雪，因为出生在一个下雪的日子而得到这个乳名；小雪，正如她的名字一样，是那么的单纯和洁白；小雪，如果还在世的话，应该已经是个14岁的大姑娘了。
小雪，你在天堂还好吗？！
我至今仍然珍藏着一张也是唯一的一张和小雪的合影，那时候她9岁。那照片上的小脸，笑得是那么的甜蜜，我很少翻看这张照片，因为每次抚摸着照片上小雪的脸，我就会感到这个繁华热闹的世界其实有的时候是那么的荒凉，生活在这个高度现代文明社会的人们有的时候是那么的愚昧和彷徨。
这个叫小雪的女孩，5年前和她的爸爸一起搬到我家的楼下，起初并没有发现这户人家有什么特别，只是觉得这个父亲总是显得忧心忡忡，谨小慎微，在电梯里也从来不苟言笑。而这个小姑娘也总是自己一个人待在楼下的花园里，从不和其他孩子一起游戏。
那时候我经常带着家里的狗在楼下散步，小孩子们都很喜欢我家的狗，总是要和狗狗打闹在一起。渐渐我发现有个小姑娘在远远的地方看着这场面，眼神里充满了羡慕，却从来没有主动过来一起玩儿，有时候我就走过去，想和她说上几句。但小姑娘眼神里流露出的是一种紧张、恐惧和委屈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情。我意识到这是一个特殊的孩子，因为这种眼神即使是成年人也是很少能够表露的。
时间长了，小姑娘渐渐和我熟起来，告诉我她因为是在下雪天出生的所以叫小雪，当我问到她的妈妈的时候，她就低下头，沉默不语，我隐约感觉到小雪的家庭可能遭遇过莫大的不幸。
小雪是个忧郁的孩子，这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她很少和我说起她家的事情，我也很少问及那些可能会引起她不幸回忆的往事。小雪很喜欢我家的狗，只有在和小狗追逐嬉戏的时候，我才看到一个9岁孩子应有的纯真的笑脸，才看到一个可爱女孩应该享受的快乐的童年。
突然有一天，这点短暂的快乐也消失了。我带着狗散步的时候看到小雪蹲在花坛旁，我很高兴的象往常一样走到小雪身旁，准备让她和狗狗赛跑，突然我发现，小雪在流泪。任凭我怎么询问，都没有回答，只是一个劲的抹眼泪。终于，小雪抬起头，哽咽的跟我说“我不能上学了……”我正想细问，小雪的爸爸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旁边，拉起孩子的手，转身走了，就在他转身的瞬间，我看到了这个男人的眼中噙着泪水。
直觉告诉我，一定是出事了。
电梯里向来是全楼的信息中心。我在电梯里听到了两位阿姨这样的谈话：
“你听说了嘛，8楼的那个叫小雪的小丫头有艾滋病！”
“天哪！真的吗？”
“那还有假，她家隔壁的王婶亲口告诉我的。那丫头她妈就是前几年因为艾滋病死了！”
“我的妈呀！我说看着那家男的整天愁眉苦脸的，那孩子也看着不太对劲。”
“哎呀，你说这可怎么办啊？咱这个楼可从来没有人得过这个病啊！”
“是啊，万一传染了怎么办？我家小孙子总在楼下玩儿，太危险了”
“咱得跟居委会反映反映啊”
……
我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我无法想象小雪这样一个年幼的小姑娘是如何承受这样的痛苦，如何承受在成长过程中来自周围的议论和蜚语。我一下子懂了，为什么小雪的眼中总是充满了超越她年龄的忧郁。
此后的一段时间，到处都能听到关于小雪的病，以及她的身世和家庭的种种传闻，人们谈论中也流露出了怜悯和同情，然而仿佛更多的是对流言和猜测的兴致，是对疾病的无知与恐惧。小雪已经不上学了，很少能够见到她，也很少看见她的爸爸。连楼下的小孩子们都知道，小雪有艾滋病，不能和她说话、不能和她一起玩儿、要离得远远的。好像小雪的身上有恶魔附体，好像从小雪家飘出来的空气都弥漫着病毒的种子。
我深深的体会了一句话“比病毒更可怕的是无知”。这种无形的压力和歧视对小雪这样一个孩子来说无异于一场没有终结的灾难。流言的传播远快于病毒，目光的歧视更甚于冷漠。我开始害怕起来，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帮助这个小女孩，面对这样的情况谁都无能为力，然而我真的不能无动于衷。
经过了几次的犹豫之后，我走到八楼，敲开了小雪家的门。小雪的爸爸看见我，露出惊讶和疑惑的表情，我解释说好几天没看见小雪了，正好出差带回来一些外地的特产，拿来给孩子尝尝。
这个家里布置的非常简单，可以说很简陋，小雪一个人坐在窗前，呆呆的望着外面。孩子的爸爸明显消瘦了很多，我清楚他们父女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小雪的爸爸给我讲述了他们的故事。
小雪出生在东北一个小城市，她的妈妈是个善良的女人，由于患病经过几次输血，没想到后来居然查出感染了艾滋病毒，而根本没办法去找到责任单位。更加令人心痛的是，幼小的孩子也感染了病毒。这个家庭的前景变得无比的黯淡。
然而，更大的不幸并非只是疾病。小雪的父母所在的单位都知道了小雪和妈妈感染艾滋病的事情，开始引起了大家的恐慌，人们都知道艾滋病是一种可怕的绝症，但是根本不了解病毒的传播机理和感染途径，只是觉得自己的生活中有这样一个感染了艾滋病的人存在，对自己就是构成了威胁。于是，职工们纷纷提出抗议，要求一个健康的工作环境。尽管单位领导也作出了百般的解释，可是这种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已经让他们没有选择了。
下岗后生活变得更加困难，但是更加令小雪一家感到无奈的是，外人的不解和误会还不算，就连家里的亲戚也都冷漠起来。特别是家里有小孩的亲戚，更是如临大敌，就算家里聚会，也从不在一起吃饭，生怕传染上了病毒。
这一切，给小雪一家的精神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在那样的一个小城市里，社会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和偏见不亚于片片尖刀刺在小雪一家的身上和心里。
小雪的妈妈，精神遭受了巨大的打击，逐渐卧床不起，总是觉得心绞痛。在小雪7岁的时候，妈妈带着无限的哀怨和遗憾去世了，小雪固执的认为，妈妈一定是去了天堂，总是一个人抬头望着天空微笑，她说能够看到妈妈的也在对着她微笑。
为了让孩子能够有一个不受歧视的生活环境，小雪的爸爸带着她远走他乡，辗转来到了北京，本来想一边给小雪治病，一边过安定的平静的生活，让小雪逐渐忘记人们异样的目光和见到瘟疫一样的表情。没想到的是，这种平静的生活没有过多久，竟然又一次遭受了如此的打击。他说小雪已经很多天没有笑过了。
我拉过小雪的手，把她揽入怀中，两行眼泪不听话的流了下来。我没有想到的是，小雪抬起手擦掉了我的眼泪，她竟然露出了微笑。更没有想到的是，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小雪。
当我再次出差回来，电梯里的阿姨热情的告诉我，小雪父女已经搬走了。我的心很沉。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楼里逐渐恢复了平静，这个关于小雪和艾滋病的话题显然已经不够新鲜了，而且危险已经搬走了，大家也自然感到安全了很多。小雪一家在人们的心中快速的被淡忘了。由于没有留下任何的联系方式，我也无从寻找。但是我的心里一直挂念着小雪。家里有一张和小雪的合影，那是一次在楼下的时候碰巧朋友帮着照的，这竟成了唯一留下的怀念。
不知过了多久，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小雪爸爸的信，信很短，他告诉我小雪走了，他感谢我曾经对小雪给予的理解和关心。他说小雪走的很安详，她说要去天堂找妈妈，终于实现了。信中夹着一朵压干的野菊花，那是楼下花坛的花，我认得，一定是小雪做的。不知不觉，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淌下，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我感到了一种解脱。我觉得小雪也一定感到了解脱。我仿佛看到了小雪在天堂对我微笑。
每当我在楼下散步，总是不自觉的朝着小雪曾经待过的地方看去。我在想，如果这个社会能够对艾滋病感染者宽容一些，如果人们能够对艾滋病的常识多了解一些，小雪和她的妈妈是不是就不会过早的离去？！
有太多的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在面对着生活和生命的痛苦的时候，还必须承受来自社会的歧视和压力，乃至来自家庭和亲友的冷漠和遗弃。这种精神上的巨大的负担是造成病患加重甚至加速生命的完结的不容忽视的因素。
小雪的心是痛的，在她短暂的生命中承受了太多的痛苦，让我们一起为她祈祷吧，祝愿小雪能够在天堂和妈妈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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