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周围，你我他都曾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地域歧视、就业歧视、职业歧视等等，但最可怕的、让人痛彻肺腑的，是对疾病的歧视，它无异于是在已经流血的伤口上，在撒上一把盐。这是发生在中原大地上的真实的故事，它也许只是冰山一角，但反映出的现象足以让我们深思：
故事一、村里人的歧视让他们孤儿寡母背井离乡
娟子是一个朴实的农家妇女，96年因生育而输血，后查出艾滋病，丈夫得知后离家出走，一去杳无音讯，留下娟子一个人带着9岁的儿子，困难可想而知。
开学了，娟子拿不出儿子的学费，想到国家有政策，就找到学校校长和班主任，告诉他们自己有艾滋病，请求减免学费，校长、班主任很痛快的答应了。
娟子非常高兴，但第二天，娟子的孩子去上学时，却发现，学校里一个学生都没有，原来，不知是谁把娟子是艾滋病感染者的事情传了出去，一夜之间这消息传遍了四乡八村，家长们都不让自己的孩子上学了，说只要娟子的孩子上一天学，他们的孩子就一天不上学。校长和娟子一起想向大家解释：只是娟子有病，孩子是健康的，但家长们根本不听：“谁知道真没病假没病，就算今天没病，说不定哪天就病了，谁能保证总没病。”
校长没办法，学校的学生们都不上学，这问题可大了，他只好找娟子商量：如果家里有困难，学校可以资助一些，孩子还是转到别的学校上学吧。
可是，能往什么地方转呢？娟子是艾滋病患者这件事在当地已是路人皆知，四邻八乡还有谁不知道她的病情呢？娟子无奈，只好让孩子辍学在家。可是，孩子只有九岁，不上学怎么能行呢？一年后，娟子离开了生养了自己，现在却无法容忍自己的家乡，隐姓埋名带着孩子到城里打工去了。从那以后，外人面前她绝口不提孩子的事，孩子现在还好吗？上学了吗？我们不得而知，只有默默地祝福他们。
故事二：从“第三者”到无家可归的受害者
小琴是一个漂亮的姑娘，当年她的丈夫因为她漂亮，硬是和自己的妻子离了婚和她结婚了，她也因此落下了一个“第三者”的骂名，但丈夫对他很好，她也非常满足，在加上丈夫聪明能干，家里开了一个工厂，丈夫常年在外进货、销售，她在家里组织生产，夫唱妇随，和和美美，儿子也漂亮伶俐，真是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小琴也经常暗自庆幸自己命好。
然而，这几年小琴总觉得自己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但她并没有在意，只是想着年龄大了，工作太忙了。走南闯北的丈夫似乎放心不下，总是问小琴：“生儿子的时候输血，后来你发烧了吧？”“是呀，”小琴觉得奇怪，“你忘了，烧了半个月呢？”小琴丈夫若有所思，让小琴摸不着头脑。
终于有一天，小琴丈夫对小琴说“我带你到省城检查身体吧。”两口人到了省城，直接抽血化验，下午，结果出来了，小琴看丈夫的脸色很难看，在给老家的人打电话：“就是那个病……我没事……那病哪能治好呀，倾家荡产也治不好……咱哪有钱呀”小琴感到事情不好，小心地问丈夫：“我是什么病？”“血液病，癌症。”丈夫不耐烦的回答。
小琴的心凉透了，为自己的病，也为丈夫的无情，她隐约感觉到：自己的丈夫，这个曾经因为自己的美貌而抛弃结发妻子的男人，今天也会因为自己有病而抛弃自己。
两口子在回家的路上都没有说话，各自想着自己的心思，回到家，小琴发现，家中赫然摆着一个新床，很明显是今天刚买的，丈夫冷冰冰的说：“你到后院去看着原料吧。”
在冷清的后院里，除了小琴只有冷冰冰的钢铁，小琴默默的流泪，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得的什么病，不知道夕日热情似火的丈夫何以180度大转弯。快半夜了，丈夫来了，小琴满心希望丈夫能说几句贴心的话，然而，丈夫连坐都没坐，就站在那里说：“我告诉你吧，你得的叫“艾滋病”，现在根本就治不好，我给你20万，咱俩离婚吧。你不能把你得这个病的事告诉村里人，不然，村里人的唾沫会淹死你的！”小琴的脑子一片空白，她只听到“艾滋病……离婚……唾沫……”她整个傻了，她的脑子停止了思考，她的眼睛只看到丈夫的嘴巴在动，她的耳朵却听不到任何声音，好半天，她才嚎啕大哭起来，哭自己的命苦，哭丈夫的无情，哭世道的不公。
第二天，小琴还没起床，就听到婆婆在院子里大骂：“我们家几代积德，才有了这家业，哪里来的狐狸精想把我们的家业折腾光，别做梦，这都是狐狸精的报应！”小琴在床上默默的听着，只能以泪洗面，这就是平时对自己笑脸相迎的婆婆吗？
下午，小琴的娘来了，陪着小琴落泪，却也没有办法，小琴的嫂子听说了这事，在家里也是“狐狸精”、“扫帚星”的大骂不已，说什么也不让小琴回娘家。一下子，小琴无家可归了，她只好拿者丈夫给他的20万到城里租了个房子，她娘陪着她一起住，小琴的身体不好，20万转眼就变成了医药费和住院费，没过多久，丈夫把儿子也送来了，虽然儿子是健康的，但丈夫仍然不要。现在，他们祖孙三代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她去问丈夫要钱，丈夫却一分钱也不再给她，丈夫对他们唯一的“关照”是每两个月帮助小琴拿一次抗病毒药物，使小琴免于去防疫站的恐惧和尴尬。
他们祖孙三代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生活陷入困顿，这情景，是小琴丈夫的无情造成的，也是社会“恐艾情绪”的反映，是恐惧带来的误解和歧视，使他们有家不能回，只能在城区游荡，什么时候才能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属于自己的家呢？
无知和恐惧造成了歧视，而歧视又加深了恐惧。社会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使有些感染者无论如何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有些输血感染者不敢告医院，因为告状意味着公开自己的感染者身份，意味着失去正常的生活。还有很多感染者不敢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他们在死亡和歧视之间，竟然选择了死亡！
故事三、军级干部因恐惧歧视而走向死亡
王老是一个军队的老干部，几年前因手术输血400毫升。一年前，王老开始拉肚子，怎么治疗效果都不好，无奈医生给他做了艾滋病筛查，结果为“阳性”，拿到结果，不但吓坏了王老，也吓坏了他的儿女们，王老就不用说了，德高望重、万人敬仰，就是儿女们，因为父亲的关系，在当地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如果传出王老是艾滋病，他自己还有儿女们在当地怎么做人呢？
儿女们一商量，找了个熟人，把化验结果改成“阴性”，出院回家疗养了。
就这样，半年过去了，王老一直在家中吃一些治疗腹泻的药，根本没进行抗艾滋病的治疗，半年后，王老拉肚子到了根本无法小便，大便失禁的地步，家人才把他送到省城的专科医院治疗，但对外只说去省城疗养了，他们宁可自己承担医疗费，也不愿意让单位知道王老得病的事，由于病情拖的太久了，病毒侵入了耳朵，王老听不清别人说话；病毒侵入了脑部，王老的意识也不太清楚，他更多的时间是在沉默地看着外面的风景，他在想些什么，没有人知道，儿女们经常开着车来看他，病友问起为什么半年前不来治病，他们只是叹气说“害怕，怕周围的朋友知道，我们没法做人。”问起是否会起诉那家医院，他们摇了摇头，说：“算了，算了。”
医生终究没有挽回王老的生命，王老的儿女们把王老在省城匆匆火化了，对外只说是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追悼会那天，王老的儿女哭得很痛，他们有没有想到，夺取他们父亲生命的，除了艾滋病，还有他们的恐惧，对歧视的恐惧。
故事四、恐惧歧视––他拒绝见曾经帮助过自己的病友
刘师傅今年46岁，因为身体不好到省医学院看病，被医生查出是艾滋病，和他同时查出艾滋病的还有同病房的王大姐，王大姐和他既是病友又是老乡，建议他一起去专科医院看，他推说家里没钱，回家了。
一个月后，王大姐病情稳定回家了，刘师傅的妻子看王大姐身体挺好，就悄悄的找到王大姐打听情况，王大姐详细的给他讲解了艾滋病的知识，告诉他艾滋病只要正规治疗是可以控制的，鼓励他们去治疗，考虑到他们家的经济条件不好，王大姐还专门把他们带到襄樊无国界医院进行免费治疗，半个月后，刘师傅的病情也稳定出院了，王大姐又帮他们联系了免费的抗病毒药物，他们对王大姐感激不尽。
然而，近几个月，他们却不再给王大姐打电话，也不接王大姐的电话，王大姐以为他出了什么事，去找他，他远远地看见王大姐扭头就跑，像躲避瘟神一样，使王大姐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
后来，有一天晚上，刘师傅用公用电话给王大姐打电话说：“大家都知道你有病，要是我给你说话，他们该说我有病了，以后咱俩别联系了”就这样，刘师傅再也没有和王大姐联系过，这个曾经给过他无私帮助的病友，他现在却视若陌路。
王大姐很伤心，也表示理解，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歧视，这也许是刘师傅唯一的选择吧。
在社会上，针对艾滋病人的有形的、无形的歧视比比皆是。说到底，大多数人还是把艾滋病人视为异己，认为他们与我们不一样，即便不存在歧视，也会在相处中表现出敬而远之。正因为如此，绝大多数的艾滋病人选择了隐瞒真相，甚至放弃治疗。对艾滋病患者而言，公布病情就意味着永远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而对于其他人，隐瞒真相却意味着更大的危险。所以消除歧视，把艾滋病人当成普通人，既不要歧视，也不必过分关爱，才是艾滋病人想要的正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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